評估

中國利用反壟斷法對外資企業施壓
中國正在利用推出了六年之久的反壟斷法來對外資企業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專家們稱，未來這一趨勢將加劇，因為政府正力圖對外資企業產品在中國的定價施加更大的影響力。
最近幾個月，中國反壟斷部門對外資企業發起了調查，調查對象從奧迪(Audi AG)和戴姆勒(Daimler AG)旗下的梅賽德斯-奔馳(Mercedes-Benz)等汽車生產商，到微軟(Microsoft Corp.)和高通(Qualcomm Inc.)等科技公司。不過有關部門一直沒有披露其具體的調查內容。
中國政府部門周一再度斥責微軟，警告其不得妨礙調查。微軟的一位發言人不予置評。
專家們表示，中國政府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外資公司對中國消費者和企業客戶開出的產品價格通常高于全球其他市場的水平。舉例來說，配備Retina屏幕的最低配置iPad Mini在中國的售價約為470美元，而在美國的售價只要399美元。
外資品牌汽車配件在中國的售價也比在德國等其他國家要貴，因為在中國，許多汽車廠商堅持只允許通過授權經銷商來銷售配件，而在德國，消費者往往可以從開價較低的配件供應商手中購買汽車配件。咨詢公司Automotive Foresight董事總經理Yale Zhang估計，在中國，這些通過授權經銷商銷售的汽車配件價格比消費者從非授權渠道拿到的產品價格高出5-10倍。
一些外資企業把物業成本上漲作為在中國定價較高的理由。一些海外進口商品也面臨進口關稅和奢侈品稅。
律師事務所諾頓羅氏(Norton Rose)駐香港合伙人瓦哈(Marc Waha)表示，官員們感覺中國消費者被剝削了。
更大力度的審查（特別是過去一年）從一定程度上源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看到其他地方的人支付的價格。中國官方媒體曾在報道中批評過星巴克(Starbucks Corp.)和多家豪華汽車生產商在中國的售價過高。星巴克表示，高額的房租費用是一個原因，而進口豪華汽車也面臨高額的進口稅。
 
很多情況下針對的目標是在市場中占有主導地位、缺乏直接中國競爭者的外國企業。
但瓦哈表示，中國企業有望從中獲益。比如，華為技術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等公司可能從高通芯片更低的價格中獲益，構建中國4G移動網絡的國有電信公司也有望受益。華為正在尋求擴大其海外智能手機的銷量。
瓦哈表示，提出申訴的是中國企業。
華為發言人不予置評。
美國企業抱怨稱，它們被當成目標，這是不公平的。美國商務部今年5月致函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Jacob Lew)和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對中國反壟斷舉措表示日益關切。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和商務部的發言人周一沒有回復記者的置評請求。
中國負責反壟斷事務的官員們表示，北京方面并不僅僅關注外資企業。最近幾年，中國監管機構也處理了涉及中國烈酒茅台以及水泥行業的壟斷行為。甚至連最緊要的國有企業也難逃政府審查：反壟斷官員針對中國家用互聯網接入一事調查了電信業巨頭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China Unicom (Hong Kong) Ltd. ,簡稱：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China Telecom Co. ,簡稱：中國電信)。
被中國政府列為目標的很多企業都在別的地方面臨過反壟斷審查。微軟過去數年在美國和歐洲都面臨過違反反壟斷法的指控。高通公司也應付過歐洲和韓國的監管機構。
中國反壟斷專家王曉曄表示，高通公司和微軟目前被調查并不是因為它們是外資企業。她說，這是因為它們擁有市場支配力。王曉曄曾于2008年為反壟斷法的制定提出過建議。
王曉曄說，隨著監管機構越來越熟悉日漸復雜的案件，壓力很可能日漸增強。
一旦成為目標，相關行業和企業別無選擇，只能服從。與其他市場不同，外資企業無法指望從中國共產黨控制的法院哪里獲得太多幫助。
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China)前主席、律師事務所Sheppard Mullin Richter & Hampton LLP北京分公司執行合伙人齊默爾曼(James Zimmerman)表示，盡管迄今為止進行了大量改革并取得進展，但中國仍是指令性經濟，由首先尋求保證共產黨合法掌權的政治議程所引導。
外資公司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中國通過三個不同的國家機構來實施反壟斷法。商務部負責監督并購交易，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監管定價問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負責管理生產配額等非定價問題。
 
中國近期反壟斷調查的一個目標是國內豪車市場。該市場被外國品牌、尤其是德國品牌所主導。奧迪、寶馬(BMW)和梅賽德斯-奔馳擁有大約70%的市場份額。
官方媒體新華社去年8月份發表社論稱，外國汽車生產商通過主導市場并控制汽車零部件銷售，獲得了豐厚利潤。
很多汽車生產商已經作出降價回應。梅賽德斯-奔馳周日晚間表示，將把在中國銷售的維修配件價格平均下調15%。上周，奧迪宣布將配件價格下調至多38%。Tata Motors旗下的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 PLC)表示，將下調三個車型的價格。
寶馬是唯一還沒有降價措施的品牌，但分析師們預計它也將跟進。寶馬周一不予置評。
過去一年的其他調查涵蓋了從嬰兒配方奶粉到隱形眼鏡等各種產品。
6月份，中國阻止三家歐洲航運公司組建聯盟，稱這可能造成市場集中度過高。專家們將這一事件與2001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舉措相提并論，當時歐盟利用其剛剛制定的反壟斷法阻止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收購霍尼韋爾(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的計劃，盡管這兩家公司總部都位于美國。

2012年9月15日 晴  
百歲龍躉是漁民日前在南中國海水域網到，
拖上船後已奄奄一息。
巨型龍躉屬杉龍躉，重約六百四十斤，長八呎、
魚身粗八十吋，估計已有二百歲。
杉龍躉生活在深海的中、上層。
漁民則稱之為龍宮使者。
坊間流傳著生活在深海水域的杉龍躉除非因為地質出現大變動，
例如發生地震，否則鮮有游到淺水的海域，改變棲息環境，
因此被捕獲的機會極微，亦因為這樣的生活特性，
杉龍躉是否因突變而受驚游至淺水避難，
所以牠的出現是否預示了會有大災難的發生。

 
大部分人都有趕時間候車追車的經驗，當我們正趕着上班或應約赴會，
站在巴士站看着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巴士卻仍未到站時，
心裏總希望巴士早一點來臨，儘管按正常班次該還要多等一會兒，
也希望它會比平時早一點。
反過來若遲了出門，正飛奔往巴士站時，
心裏必定希望巴士較正常遲一點才到，好讓自己趕上這班車。
人做事總是從個人出發，希望事事都能配合自己，遷就自己，
沒想過若事情真的如己所願，對其他人會有什麼影響。
當我們站在車站想巴士早一點來到時，
不會想及可能有人會因巴士早到而趕不上這班車。
當我們跑得氣吁吁希望巴士遲一點才到時，
也不會想到其他人也許會因此而遲到。有趣的是，
同一班次會同時有人希望巴士早一點到和遲一點到，
設若巴士司機真的接收到信息，他究竟應該順應誰的意願？
內在規範 不損人利己
事事從個人出發，這種想法是那麼的自然，自然得幾乎人人如是，
且不曾有半點自我懷疑。事實上，人很多理想和行為都是從個人出發，
影響到他人也不自知。從這點看，人天生就是自私的。
不錯，我也承認，我是自私的。不過自私只是人性的一面，
就因為人有自覺和懂得內省，意識到有利己之欲，才發展出各種制約，
才會有許多古賢先哲不約而同地整理出道德的理想主義，
否則人與野獸何異！
道德是人在群體生活中的內在規範，以顧及他人利益和感受為前提，
不作損人利己之事。但有些人認為，道德只是一種外在的制約，
限制了個人自由意志的無限伸延，而且只是一種表現於人前的虛偽行為，
因此聽見道德兩字便嗤之以鼻。
內省內修 突破個體規限
對道德最錯誤的解讀，就是為了切合道德的標準而在人前掩飾不道德的行為，
私底下暗地裏卻幹着不道德的事，此所謂假道學，
非但沒有真正履行道德的義務，更且辱沒了道德的名聲，確實令人討厭。
故人們對道德產生抗拒也屬情有可原。
惟從古今中外多種宗教哲學都各自推演出近似的道德理想來看，
該可知道德並不是那麼片面膚淺，它既有深層的社會價值，
也需要更高層次的演繹。與其說道德是一種規範，
不如說它是一種超越，不是要限制自己去遷就他人，
而是要超越人格自我，透過內省內修突破個體規限。
說得太過虛無縹緲？下次趕巴士時，若萌生起一些利己的念頭，
嘗試推己及人，停止那些無意義的想法。
久而久之，你便會發覺，投入形體之外的那個大我，
反而會令你生活得從容一點。

 

許多教育界的學者、論者早已強調，
「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和
「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
是兩組截然不同的概念。
法國、澳洲和美國等國家，重點推行的並非「國民教育」，
而是公民教育。就法國而言，2008年的《前瞻》指，
法國政府「沒有為國民教育制訂整體策略」，
但法國教育部在1999年完成「公民教育課程大綱」，
並於該學年開始實施。法國中學之公民教育教學，
旨在培育學生成為擁有完整人格的現代公民，
並制訂三個目標：
1）使學生認知人權和公民權，了解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2）使學生認知個人責任和集體責任；
3）培養學生的判斷能力，訓練學生的批判精神。
法國的公民教育對於國家或公民的定義，
從90年代可見，已明顯突破了早前民族國家的「國家公民」概念，
並擴大至「歐洲公民」甚或是「世界公民」。
澳洲政府在1994年成立「公民科專家小組」，
作為學校推行公民教育的持旗手，
並於1997年推出「探索民主」（Discovering Democracy）計劃，
由政府提供課程大綱與資源，讓學生學習到不同價值：
1）民主過程與自由；
2）政府的責任；
3）對法律的謙恭與尊重；
4）對他人的寬恕與尊重；
5）社會正義；及接納文化的多元性。
在四個主題內容中，首先向學生申明「誰在管理？」的概念，
讓學生了解澳洲的民主體制中，權力如何產生、
如何行使、公民權利和責任及澳洲民主的原則等。
「公民與公共生活」也是主題之一，
着重向學生說明作為澳洲人民可怎樣參與社會，
讓學生在學校教育和課程中，建立公民素質概念，
使學生成為主動、有識見、負責任，
而能作明智決定的公民和行動者，
而非單方面培育學生對國家的情感投入。
美國的公民教育的重點，
是令青年公民更有效地參與社區內的公共生活。
有別於澳洲，美國的公民教育課程綱要與教學計劃，
均由不同的非政府、非牟利的國際性獨立機構研發，
為公民教育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
非官方的獨立機構，不受政府主導，也無政黨背景，
從而確保了教材的客觀與中立性。這些公民教育網站中，
最為人熟知的是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該中心自1981年起為美國國內及國外提供公民教育資訊，
並先後設計了CIVITAS: A Framework for Civic Education，
及公民養成方案（Project Citizen）等公民教育課程，
同時亦從事公民教育的論文出版、研究與評量、
課程材料、公民教育的課程架構與標準等工作。
以公民養成方案為例，
課程旨在培育青少年有效而負責地參與政府和公民社會，
監督和影響社區公共政策的制訂，
而不只是停留在情感投入，
及被動地了解現况等層面。
世界級城市的狹隘國民教育
政府在制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教學目標和課程指引時，
所參考的是怎樣的外國經驗？
面對特區政府經常念茲在茲的全球化趨勢，
各國政府的公民教育側重點漸漸由，
原生國族主義的民族自豪或國民身分認同，
漸漸走向多元平等，
以培育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世界公民為目標，
以華人社會如台灣為例，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台北市立教育學院院長，
在2009年研擬了「台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
提出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的發展願景，
培育「友善關懷、公義盡責的世界公民」，
並從「世界公民意識」、「國際文化學習」、
「國際交流合作」及「全球議題探究」四個面向推廣。
作為世界級城市，公民教育政策竟倒退到狹隘的國民教育框框之內，
不積極培育學生尊重多元的胸襟、多角度的批判思考。

 
煲水忘記關火，出門忘記帶電話，開會忘記帶文件，
甚至忘記會議的地點、日期或時間，
你會否懷疑自己已經出現腦退化？
要保衛記憶，就要照顧好大腦。
前瞻性記憶出問題，日常生活最受影響，
例如：忘記約會，忘記購物。
我們的記憶力在十幾歲是高峰期，
自二十歲開始走下坡，年紀愈大，問題愈嚴重。
生理心理影響記憶

 
歐債危機形勢嚴峻，對美國經濟威脅大增下，
聯儲局於香港時間凌晨結束一連兩日議息會議後，
一如部分市場人士預期，
宣布延長原定本月底結束的沽短債買長債計劃，
即俗稱的「扭曲操作」（OT）至今年底，
規模2,670億美元（約2.08萬億港元），
但加推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QE3）的憧憬則落空，
另聯邦基金利率續維持於0至0.25厘，
當局繼續承諾低息環境至二○一四年底。
聯儲局稱，新一輪OT將吸納年期介乎6至30年的美國國庫券，
同時將沽售同額的3年或以下美債，料可推低長期利率，
當局亦繼續透過到期債券回籠資金購入按證，
在必要時採取進一步刺激措施，促進復甦和就業市場。
美股變動不大
會後聲明又指，美國經濟今年溫和增長，
商業固定投資繼續增長，但家庭開支增速較今年初放緩，
就業市場近月放慢，失業率依然高企；樓市依然低迷。
至於通脹放緩則反映原油及汽油價格下跌，
長期通脹預期仍然穩定。聯儲局又指，
環球金融市場依然對環球經濟前景構成重大風險。
是次會議，里士滿聯儲銀行行長拉克投下反對票，
他反對延長OT。聯儲局首輪OT去年九月推出，
規模為4,000億美元。
議息結果公布後，美股變動不大，
道指跌45點，報12,791點；納指跌9點，報2,920點。
市場注視其後聯儲局發布的最新季度經濟預測，
以及主席伯南克召開的記者會內容。
美元匯價向下，歐元報1.2638美元，倒跌0.47美仙；
紐約期油報每桶低見81.25美元；
倫敦現貨金價報每安士1,600美元，跌18.72美元。
歐洲股市向好，英、法及德國股市收市，
分別漲0.64%、0.28%及0.45%。

據世界銀行收集的數據，可得出如上的目前世界人口最多5個國家：
中、印、美、印尼和巴西近51年(1960-2010)人口總量變化圖。
人口最多的中國增速是逐漸略降的，
而印度增速穩中有升人口總數遲早將超越中國。
美、印尼和巴西基本勻速增長。5國人口幾乎全是逐年遞增，
唯一例外是中國的1960-1961年間。

影子銀行形容貸款人和借款人
透過非常規的金融中介渠道進行借貸。
古老的當舖就是最早期的一種，
人們以抵押品換取高息貸款。
隨着影子銀行愈來愈普及，
形式也愈來愈多：
•資產負債表外貸款
大部分商業銀行提供資產負債表外活動，
包括非正式證券化貸款和銀行承兌匯票。
•公司對公司的直接財務
銀行利率低，現金充裕的公司都不會願意
把所有盈餘資金存於銀行帳戶，
情願直接貸款予其他無法獲得銀行信貸貸款的公司。
也有許多有現金盈餘的企業都增設了貸款擔保業務。
•地下錢莊
不受監管的地下錢莊專門吸納中小企業為儲戶，
提供高達20%至30%的利息，然後以更高的利率放貸。
•點對點的私人貸款
繞過中間人的角色，貸款人和借款人直接透過網絡連接。
這些點對點的借貸平台會在每筆貸款收取一小筆佣金。
•信託投資公司
信託公司從銀行貸款，將貸款打包在一起，
再向其他金融機構和個人出售這些貸款。
•微型信貸
主要作扶貧目的，不得吸納公眾存款，
不得向單一借款人貸款超過5%的資本。
內銀壟斷影子銀行壯大
為了刺激金融海嘯後的經濟，中國政府向市場注入逾20萬億元，
帶來過度借貸及通貨膨脹。而為了遏制過度借貸及通貨膨脹，
中國政府從2010年開始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銀行要收緊借貸，
私營的中小企業被迫轉向影子銀行市場。
中小型企業的商人數年前借貸沒有任何困難，
去年起卻沒有銀行願意借錢，
最後要靠影子銀行的高利貸來度過難關。
可是影子銀行的借貸利息，比大部分公司一貫的盈利還高，
只可以作為一次性緊急周轉，不能長期倚靠。
有發展健康的企業，並非要資金周轉，
卻要靠借貸擴展事業，現在也只能透過影子銀行去做。
這主要原因是中國銀行業基本上是壟斷的體制，
以國有銀行為主，外資銀行佔有率不足2%。
國有銀行主要貸款給國企，導致民企私企沒有資金來源。
影子銀行的規模很難量度，從中國人民銀行4萬億元的估計，
到野村的8.5萬億元，到瑞銀的12萬億元猜測都有。
但是影子銀行的規模在不斷增大，確是不爭的事實。
事實上，影子銀行系統是中國金融常見的部分。
大部分商業銀行提供資產負債表外的借貸，
再把貸款打包成金融產品，
然後透過監管不是很嚴的信託公司去銷售。
單在2010這些信託公司就銷售了接近兩萬億元金融產品。
但去年底銀監會的新政策禁止把銀行債務轉移到表外的信託公司。
但是銀行還是透過項目聯合融資，
銀信連接理財等等別的辦法來達到類似的效果。
大型國企被誘「不務正業」
為甚麼這些影子銀行有需求呢？
從存戶的角度來講，銀行存款利率普遍很低。
比如目前的3.5%是遠低於通脹的利率。
所以尋找投資渠道成了逼切的需要。
自從2008年中國股市進入大熊市以來，
高息的影子銀行就成了很好的資金出路。
此外，很多大型國企都參與借貸，成了影子銀行。
比如中移動（00941）就成立了中移動財務公司，
資本50億元從事放貸業務。
比如中國揚子江船業（控股）有限公司
2011年第二季中有四分之一的稅前利潤
來自向其他企業放貸的收益。
這主要原因是國企可以用比較低的
大概是目前7%的利息來向國有銀行貸款，
再以高達50%至180%的年息放貸給民企賺錢。
溫州是中國目前面臨影子銀行症狀的最佳示範。
該城市仍有超過四成的新貸款由影子銀行而來，
去年4月起，溫州有超過100個工廠老闆
在無法償還高利息的情況下逃離當地，
7萬多間工廠因為欠現金周轉而停工。
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行估計，
16%的中下企業貸款來自影子銀行，
年利率大概25%，有些高達70%到120%。
參加這些影子存款投資計劃的人，
一般會知道自己正在資助哪些公司或項目，
例如是地產抑或採礦。有些計劃只為期3個月的，
投資額低至1萬元亦可。
好運的人的確能短期便賺到不錯的回報，
但一些公司在中途倒閉，投資者無法贖回本金也不是甚麼新鮮事。
體系畸型發展經濟存憂
為了避免劣幣驅逐良幣，影子銀行的監察工作也愈來愈嚴謹。
規模成熟的地下錢莊的會定期調查申請借貸
及已獲借貸的機構的財務報表，
所有客戶也必須提供私有財產作為抵押，
加強風險管理。不少影子銀行的系統都是參照正規貸款機構設計。
影子銀行蓬勃，對投資者分析企業業績也頗有影響。
例如企業的收益可能包括在影子銀行放貸的利潤，
或者反過來因為要支付影子貸款的利息，
企業盈利可能會較預期低。在投資者無法知情的情況下，
企業的過多盈餘可能用於影子貸款。
長遠來說，中國的金融體系畸型發展將會嚴重影響中國經濟。
中小民企佔了中國就業人口的七成，貢獻了六成的GDP。
但是他們幾乎不能從銀行體系拿到貸款。
民企是生產率增長最高的企業，
但是也無從拿到資金擴大規模。
按照天則研究所的估算，把各種隱性成本和免費優惠，
如低息貸款等考慮進去，國企實際上是負生產1.5%，
也就是投進100元，只能取回98.5元。
但是國企卻拿到了大部分的貸款。
此外，大部分比較貧窮的存戶只能拿到很低的利息。
存款然後再以低息貸款給有錢的國企，
也就是貧窮的人去補貼有錢的國企與高幹，
使到貧富日益懸殊。
所有這些都是造成中國持續發展和建立「和諧」
（也就是比較公平）的社會的障礙。

 
不少估值便宜的股份低處未算低，相信不少投資者都感失望。
然而當股份估值跌至極低水平，往往吸引買家提出私有化，
淡市下捕捉有望私有化的股份，不失為絕處逢生的策略。
市況慘淡下，投資者不妨將目光轉至有望獲私有化的股份，
因為市況愈差愈是私有化最活躍的時候。
事實上，過去1年港股有不少股份獲提私有化（撤銷上市地位），
投資者若有意尋寶，不妨看看這些股份有甚麼特點。
1. 大股東持股比例高
股份獲提私有化之所以羡煞旁人，
就是買方會以溢價向股東購入股份，
而私有化又多在淡市發生，
股分獲溢價收購後，
股東可將利潤低吸其他股份，
可謂一舉兩得。
回顧近一年11宗私有化要約，
撇除溢價最高兩位及最低兩位的案例，
收購方所付的溢價介乎於三成至六成水平，
只要投資者並不是於高位買入股份，
大部分情況下均能獲利離場。
私有化成功與否與作價是買賣雙方的博奕結果，
站在原有股東立場，當然希望出價愈高愈好，
但從收購方角度出發，
最理想的情況則是用最少的資金收購目標。
若用此框架去思考，收購方應該會在向目標提出私有化前，
盡可能將持股比例提升至較高水平。
若撇除外來買家所提出的私有化案例
（即國際煤機（01683）、漢登控股及星亮控股），
不難發現收購方的持股比例普遍介乎於60%至75%之間，
這與收購方計劃以最少的資金收購目標的意向不謀而合，
因此股權結構絕對是尋找私有化對象的方向之一。
2. 考慮股份資產水平
另外由於股份被私有化後，
收購方將能自由動用其資產，
所以收購目標的資產水平亦不能忽視。
要審視收購目標的資產水平，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看其現金水平，
以及收購作價市帳率。
若撇除外來買家所提出的私有化案例，
不難發現收購目標的現金充裕，
普遍佔收購代價約三成以上，
這對降低收購方實際出資金額幫助甚大。
當然，單看現金而不考慮股份其他資產及負債的話，
分析則會顯得不全面，
因此作價市帳率亦是非常重要。
觀乎過往私有化案例，
雖然作價市帳率差異很大，
但仍能看出一些端倪。
整體來說，固定資產佔比較重的股份
（如地產股及林業股）的作價市帳率，
大多較流動資產佔比較重的股份（如科技股及零售股）低，
這可能是行業特性使然。投資者審視私有化對象時，
資產水平亦是重要考慮因素。
3. 留意股份收購誘因
要成功發掘私有化股份，最關鍵的還有收購方的誘因。
綜觀過往私有化的案例，私有化主因大致可歸為3類，
分別為擴展業務、整合業務及股份成交量偏低。
擴展業務主要指收購方有意大展拳腳，
因而透過併購進入市場或增加市佔率，
多為外來買家的併購主因。
整合業務則指企業透過簡化架構來節省成本，
從而增加營運效益。至於股份成交量偏低，
雖然看上去並不像私有化主因，
惟這類股份的私有化溢價卻往往是最高。
說到底，股份上市原因離不開從股本市場集資，
股份流通量偏低會令投資者卻步，
間接削弱股份集資能力，股份保持上市地位作用已不大。
因此股份成交量偏低亦為私有化的誘因。
以上三大方向主要為投資者提供一個思考框架，
以助大家發掘潛在私有化對象。
持股獲高溢價私有化固然皆大歡喜，
惟私有化時機難測，投資者買入股票博私有化，
須具長線持貨的心理準備。

 
上海學生在國際學生能力評價計劃（PISA）排名很高，
這除了表示上海的教育質素不錯，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亦指出
上海超過80%學生在課外補習的事實。
有研究人口的報告認為，
這還忽略了一個社會人口結構的因素，
因為一孩政策，中國出現了「六個大人撫養一個孩子」的現象。
電視劇《蝸居》深刻的描寫了這種典型家庭的孩子如何成長：
父母每天辛勞工作、為了小孩的學費還要帶飯盒省錢，
祖父母在家照顧孫子，每日花數小時為小孩煮補品補腦。
1955年中國的生育率是6.1，2010年下降至1.8，
意思是50多年前，中國每位女性平均誕下6個小孩，
而現在則平均生少於兩個。
五十年代的中國小孩要與5個兄弟姐妹爭寵愛爭資源，
現在每個中國小孩得到兩代人的全面關注。
過去10年，中國14歲人口下降6.3%，
中短期這是對國家發展有優勢的，
因為過多兒童的人口會令勞動人口負擔過重。
甚至有統計發現，具有高青少年（15歲以下）
對勞動人口（15歲至64歲）比率的國家，
社會比較不穩定。非洲的利比亞現時的每年人口增長約5%，
生育率為4.7，勞動人口與青少年比例為100︰81。
相對繁榮穩定國家如丹麥，每年人口增長只約0.3%，
生育率為1.9，勞動人口與青少年比例為100︰28。
當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
國家便會出現勞動力市場無法容納新加入者的風險。
而照顧兒童所需的資源比例很高，拖慢經濟增長。
1個孩子照顧6個成人
低年齡中位數會為社會帶來壓力。
發達國家的平均年齡中位數是30至40歲，
中位數是20歲以下的，社會可能發生極端情況。
前年發生的「阿拉伯春天」中東國家，
大部分就有大量青年人口和青年就業不足的現狀。
全球人口增長率很可能會繼續下降，至2025年小於0.8%。
發展中國家如墨西哥和伊朗逐漸出現城市化、
婦女教育水平提高、高樓價，導致出生率下降。
新加坡、香港、越南、印度和印尼的人，
以往都透過控制生育換取更易管理的經濟條件。
中國的「一孩政策」無疑是更專制的政策，
然而在沒有政府干涉的其他地方，
幾乎都有相同的結果。
愈來愈低的出生率追不上自然的更替，
將會為全球帶來明顯的危機。
30年以後，中國的一孩如何負起照顧6個成人的責任？
這是全球面對的問題。預期生育率繼續下降，
預期壽命繼續延長，在許多國家，
老年人口將第一次超過15歲以下人口。
雪上加霜的，是現時許多國家的老人都比以往更加依賴國家。
人口研究預測，2030年發達國家的老年人口
對勞動人口比例會比現在增加60%。
以美國為例，現時每100名勞動人口就有20名老人，
與1985年的100︰18的比例相差不大，
但到2030年，老人比例將增至100︰33。
亞洲最惡劣的是日本，2010年的比例是100︰35，
預計在2030年變為100︰53。
這20年內，中等收入國家如中國和巴西情況會好些，
但她們的老化速度會比高收入國家還快，
所以到2030年，她們的老年人口比率會比現在的美國高，
中國會由現在的11︰100升至23︰100，
巴西由現在的10︰100升至20︰100。
1. 增加醫療福利困難
大部分國家都意識人口老化的問題，
卻沒有太多可行的解決方案。
老人需要依賴社會的保障，尤其在醫療保健，
較年輕一代高很多。已有完善社會福利網的發達國家，
面對的壓力更大。
國際清算銀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研究指出，
有關老人補助造成的財政壓力，
可能會令德國在2030年的公共債務對GDP比例增加超過200%，
每年還息佔GDPh的10%，財政負擔是現在希臘的兩倍。
在許多國家，退休制度並未能覆蓋龐大的老年人口。
老人必須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如延遲推休或依靠家庭。
當公共系統壓力太大，國家希望把照顧老人的職責交托子女，
但這方案在發達國家已證實行不通。這是簡單的數學，
當老年人口相對於勞動人口增加，
不可能單靠1個成年人供養到3至6個老人。
另一個方案是減少福利，
將對老人的補貼減至國家能夠負擔的水平，
但很明顯這在政治上不可能達到。在西歐和美國，
每當有類似建議提出，往往會被現有的受助人或團體阻撓，
最後大多能保留現有利益。
2. 提高生育須降樓價
提高生育率可以改善問題，但結果需要長時間實現，
而且我們不容易改變愈來愈多女性寧可只生一個小孩的趨勢。
住房成本是低出生率的原因之一，
統計發現房價最昂貴的國家和地區，
往往是生育率最低，例子有新加坡、香港、西歐。
任何地區要鼓勵生育，也先要解決房價問題。
3. 增加移民貧富轉移
增加移民是另一個選擇，
貧窮國家的人口移民到較富裕的國家，
理論上能幫忙資助發達國家的老人。
可是即使是美國，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國家，
無論是合法或非法的數目都在下降。
遷移率下降是全球的現象。
4. 製造職位增加工人
近數十年來，人類的平均壽命增加，退休年齡變化卻不大。
例如在美國，自國家退休制度成立以來，
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增長了16歲，退休年齡則只增加兩年。
高收入國家將退休年齡延長到65歲後，
是減低對老人資助的方法。
雖然在不同國家的可行程度有差別，
但增加女性勞動人口是應付資助老人的解決方案之一。
要注意的是提高工人的供應不會自動創造財富，
有較高女性就業人口的西歐失業率維持了數十年不減，
美國近年亦然。當社會有更多勞動力，
國家便要有足夠的經濟增長來產生足夠的職位配合。
5. 靠經濟增長紓壓力
經濟增長大概是最好的辦法。經濟大餅做大了，
可以紓緩不同界別爭奪福利的衝突。
盡量減少家庭成本也是必須奉行的政策。
當人們的住房或食物成本比較少，
才能把更多錢提供必要的社會資助。
有經濟學家計算，只要美國的經濟增長能維持4%左右，
她的公共債務負擔便能得以紓緩。
相反若國家經濟增長仍是緩慢甚至停滯，
而老人的國家福利維持不變，經濟壓力將很嚴重。
而主要資助的國家勞動人口，生活水平將會顯著降低。
事實上，生育率從2006年的0.98上升到2010年的1.11
（不包括外來僱員，如菲傭等），但是這還是非常低。
我們可以解決這問題的辦法不多。
如某些政黨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
財政上基本上行不通，
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勞動人口來養起那麼多不工作的人。
推遲退休年齡是一個辦法。
另一個是在成本比較低的大陸，如珠海、中山等地建退休城，
可以低一點的成本來提供同樣的退休服務。
第三個是學新加坡那樣大量提高年輕高學歷的移民數量（每年5萬到6萬人）。
但是無論那政策，都可以預見非常多的反對聲音。

每隔一段時間，
環球股巿就會走出問題帶來一點衝擊。
這問題不過想深一層，
我們又是否需要對這問題如此擔心呢？
投資巿場上有一個法則，
就是無論事件是多好或多壞，
巿場是終有一天會對它無動於中的。
華爾街與投資者存矛盾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明白巿場上有著噪音這回事的。
基本上，無論巿場是向好或向壞，
市場是總會有一些解釋，但想深一層，
它們跟投資者要買入的公司未必有什麼關係。
打趣地說，股票交易所就像是一個賭場，
牽涉龐大的財富轉移，很多巿場上的信息，
都是巿場上的噪音的起源。
基本上，巿場上有很多中介人士，
它們是靠巿場不斷有「活動」賺錢，
有關力量相信亦造就市場波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股神巴菲特曾經說過，
華爾街是靠「活動」賺錢的，
但投資者呢，卻是靠「不動」。
的確，知道在什麼時候應該什麼都不做，
可能比找出何時應做什麼重要，
巴菲特的警句，
相信是指出了華爾街與投資者兩者之間的矛盾。
基本上，很多一般人認為是煞有介事的東西，
往往其實未必是重要。
很多時，我們都容易犯上了一個錯誤，
就是將多人談論的事情放大了來看，
這樣是很容易會墮入市場噪音的陷阱。
巴菲特的拍檔查理曼加曾經說過，
大部分投資者的問題，
是源自不能垂低雙手，
什麼都不做，這句說話是可圈可點的。

故事多了，就難免出現事故。
近期的事故，就發生在各地的房地產降價潮中。
按說降價應該是個好事，
特別對於想要買房的人來說。
但「由來只有新人笑，有誰聽到舊人哭」，
在不少降價促銷樓盤前排起搶購長龍的同時，
一班被冠以「老業主」稱呼的人再也坐不住了。
「老業主」其實不算「老」，
有些人剛剛成為業主也只幾個月時間，
就忽然發現自己用辛辛苦苦儲來的血汗錢購買的房子，
一夜之間就降價了２０％甚至３０％。
老業主們憤懣不平於是聯合起來找發展商要求賠償，
話不投機加上情緒激動，各地業主打砸售樓處的消息此起彼落，
一時間頗有烽煙四起的味道。
＊打砸售樓處，小民的無賴抑或無奈？＊
最早被媒體報道的打砸事件出現在內地的一線城市上海。
１０月底，上海的龍湖（００９６０）酈城、綠地秋霞坊、
中海（００６８８）御景熙岸等多個售樓處被砸。
進入１１月，隨著樓市降價風從一線城市吹向二三線城市，
打砸事件也如影隨形般在二三線城市發生。
先是綠地集團在安徽省蕪湖市的樓盤遭到打砸，
接著南京市也出現衝砸售樓處事件。
老業主與發展商之間因為降價產生的衝突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正當旁觀者為這些業主的行為感到驚訝，
並對發展商生出些許惻隱之心的時候，
卻又有坊間傳言稱，有些打砸售樓處的所謂「業主」，
不過是發展商花錢請來的「茄哩啡」，
目的是為了配合發展商上演「苦肉計」，
引起政府對發展商「苦狀」的重視，博取同情。
若真是如此，則我等見到的竟是一出活生生的
「無間道」大戲在樓市中上演。
只是演戲者事出無奈，
而我等看戲之人也絕無捧場的興致。
傳言真真假假，霧裏看花。
在此不妨就我個人的感受分析一二：
譬如上文提到的蕪湖市，
當地的收入水平，雖然不同人群有所差別，
但若選取當地普通公務員的收入水平來計，
平均每月也就在兩三千元。
而據媒體報道，綠地集團在該地的樓盤價
格從最高時的每平方米７０００多元降價
至每平方米４０００多元，
降幅可高達２０００至３０００元。即是說，
平均每一平方米的價格降幅就相當於一個
普通公務員一個月的人工。
如果該業主購買的是一套７０多平方米的房屋，
則此番一次性降價的幅度可能相當於其６年的工資收入。
市場上物價飛漲，收入跑不贏通脹。
省吃儉用幾年甚至十幾年換來的房產，
突然間價值如此大縮水，將心比心，
似我等旁觀者如遇到如此狀況，
能否仍如看戲般「淡定」呢？
＊買還是不買，這是個問題＊
換個角度，發展商降價促銷，
是否就是購房者的福音？
我有個朋友，幾月前已有打算買房，
但在內地樓市降價潮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之後，
仍未出手。問其原因，方知一些樓盤的優惠，
只是「看上去很美」。例如，降價幅度比較大的，
往往是１００多平方米或以上的大戶型，
價格雖有下降，但整體的買樓和裝修費用仍然很高。
另有一些開發商不降價但提供變相的優惠，
包括買樓送車位，送車庫甚至送車，
但這也並非人人都能消受得起。
曾有房產研究官員將房產需求形容為「丈母娘需求」，
認為當下的人愈來愈重視物質條件，
擁有一套新房（特別是男方）成為結婚的一道「門檻」，
因此對住房的需求仍會源源不斷，房價仍具上漲空間。
而內地發展商也曾一度因對此剛性需求的看好而有恃無恐，
拒絕降價。
今次的房產調控讓一些渴望買房的百姓看到了難得一遇的降價曙光，
但緊接著的問題就是，是該抓住時機眼下出手，還是等待房價進一步下滑？
但如錯過時機，等到一眾地產商「以價換量」策略達成，
資金壓力緩解，房價重新上揚，豈不悔之晚矣？
我曾於一財經場合遇到一位地產商，
在內地西部某大城市開發商品房項目。
談及內地地產調控，加上「如火如荼」的保障房建設，
會不會對項目銷售產生影響？地產商微笑稱並不擔心。
她舉例道，該市某保障房項目，
選址在市郊區幾條高速公路交匯處附近，
不僅僅周圍毫無配套設施，
而且出入市區也很不方便。
另外中國人有好「面子」的問題，
因此只要是能儲得起錢購房的人，
仍然會去購買商品房。
而出於無奈而要去住保障房的人，
未建保障房時也不會買房。
＊政府的雙重身份＊
而另一條她未說出來的原因，
在於內地許多地方政府收入的
很大一部分就來自於向地產商賣地的收入。
地產商經營不佳就會少買地甚至不買地，
地方政府就少了很大一塊的財政收入，
收入少了，自然也會影響到保障房的建設投入，
到時恐怕難免在統計上做做文章，交差過關。
中央政府要調控樓價，而地方政府不希望樓市寡淡；
政府一方面制定規則，一方面又參與遊戲，
這種雙重身份的錯位似乎已經注定了
樓市調控的尷尬不可避免。
而在內地現有的土地制度之下，
樓市調整的真正出路又在哪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