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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大公司是否值得投資?


過去我們對E.F. Hutton證券公司的話洗耳恭聽
(E.F Hutton公司最著名的廣告語就是
“When E. F. Hutton talks, people listen”)。
而如今輪到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呼風喚雨了。


沒錯,全球投資者似乎都在關注著
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
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A. El-Erian)
甚至是PIMCO眾多專家中任何一位的一言一行。
PIMCO金口一開,資金便開始運轉,
而市場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舉個例子:負責PIMCO新推出的
EqS新興市場基金瑪麗亞戈登(Maria Gordon)
在不久前表示,她“看好人民幣”,
並且正在“高配”對中國的投資。
這個表態已經讓眾多投資者
(包括本人在內)開始考慮投資中國的策略。
既然在PIMCO看來有吸引力,
那麼對我們也應該同樣有吸引力,
不是嗎?

同戈登一樣,發佈中國企業狀況指數
(China 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的
亞洲證券研究所
(Asian Equity Research Institute)的
負責人菲力浦阿本豪斯(Philip Abbenhaus)
也看好中國市場。

阿本豪斯表示,有很多理由支撐自己的觀點:
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7%,
而且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的13億人口正在迅速成為
各類商品和服務的消費者;
中國的政治環境在近期召開的
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Central Government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後更加穩定。

此外,阿本豪斯說,
上週發行的首隻以人民幣計價的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前景同樣樂觀。
阿本豪斯所在的研究所隸屬於
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商學院
(Trulaske College of Busin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通過總部位於中國杭州的市場研究公司
核新同花順網路信息股份有限公司(Hexin Flush)來
獲得中國市場的信息。

當然,阿本豪斯表示,
投資單一的中國公司也有著不小的風險。

有關中國A股市場走勢、
整體經濟活動情況以及政府
重大政策變化的信息並不容易獲得。
這就使得普通投資者難以瞭解中國市場、
特別是超小盤及中小盤市場的情況
(背景知識:截至2010年,
中國A股市場由超過531家公司組成,
只有中國公民才可以認購及交易。
目前大約有250家中國公司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

阿本豪斯表示,
反向收購上市的問題也敲響了警鐘。
此外,很多人仍將中國看作是新興市場,
還有對未來通脹的預期、
空頭勢力漸增等等許多問題。

但阿本豪斯表示,
上述風險和警鐘都不應該阻止
普通投資者考慮投資中國最大的五家公司
如果沒有其他選擇的話。

阿本豪斯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對於大多數普通投資者來說越大就意味著越好。”

#02628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02318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Ping An)和
#02601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China Pacific Life)是
中國最大的保險公司。
中國人壽是中國最大的人壽保險和養老金產品經銷商,
也是中國領先的團體壽險和養老金產品公司之一,
該公司號稱擁有77萬名專屬代理人。


儘管佔據了較高的市場份額,
但投資中國人壽並非毫無風險。
首先,中國人壽無法完全規避利率風險。
而且,公司近一半的資產為債券。
阿本豪斯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寫道,
“經濟環境、企業倒閉、缺乏流動性以及
債務投資的其他風險都可能削弱中國人壽的財務狀況。”
(中國人壽在上個月公佈,
儘管公司2010年底的償付比率
[一項衡量公司償還長期債務能力的指標]
已較一年前的300%下滑219%,
但並沒有補充資本金的計劃。)

中國保險業的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
該公司的證券投資領域,
同樣也限制了該公司的投資回報率和
通過分散投資降低風險的能力。
其他國內和外資人壽保險公司與
中國人壽之間的競爭可能日趨激烈,
而這將有可能對其業務和市場份額構成衝擊。
最後,災難性事件也可能產生影響。
中國人壽並沒有加入巨災再保險,
這使得公司在大災難發生時面臨
遭受嚴重衝擊的風險。
中國人壽還有一樁麻煩事:
審計署在今年早些時候審計
中國最大的兩家保險公司
中國人保(People's Insurance Co. (Group) of China Ltd)和
中國人壽2009年的報表時發現,
兩家公司存在涉及金額約4.58億美元的違法違規行為。

另一家超大型企業是#00941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China Mobile Ltd.)。
以用戶數計算,中國移動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動通信運營商。
它佔有中國70%的手機市場,但是阿本豪斯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指出,
投資中國移動同樣存在風險。首先,該公司當前的增長水平可能無法持續。
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

另外,中國移動的成功取決於技術革新和公司不斷變革的能力。
阿本豪斯寫道,“中國移動的3G網路是以TD-SCDMA技術為基礎的,
這種技術可能不會被廣泛採用,或者可能被更成熟的競爭性技術取代。”
此外,不斷變化的監管環境可能會增加中國移動的運營成本,
如果不採取其他成本節約方案加以平衡,將導致公司盈利能力下降。
而且,如果中國移動在未來無法分配得更多頻段的話,
最終也可能會限制公司的發展。

#00386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Petroleum and Chemical Corp.)
是中國最大的石油產品和化學產品生產商,
該公司應可以從中國飛速發展的經濟中長期受益。
但是,同中國移動和中國人壽一樣,
投資中石化也需要考慮很多的風險因素。
按照阿本豪斯在報告中的說法,
中石化嚴重依賴外部供應商為
其成品油產品提供額外的原油和其他原料;
企業經營存在諸多風險;
面對來自國內外大型綜合性石化公司的競爭;
中國石油行業被嚴格監管,有關標準不斷變化,
特別是有關環保方面的標準。

阿本豪斯如此寫道,
“滿足這些要求可能會大幅增加中石化的成本,
從而降低公司的盈利能力。”

#00883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 Limited)
當前的股價接近其52週高點,而非52週低點,
因此目前可能並未被低估。

憑藉高達1,100億美元的市值,
該公司符合阿本豪斯對超大盤股票的定義。
中海油是中國第三大石油天然氣公司,
在印尼、尼日利亞和澳大利亞也有業務。

同其他的中國公司一樣,中海油也面臨風險:
該公司生產的大量原油出售給中石化和
中石油(PetroChina Company Ltd.)的成品油加工廠,
鑒於該公司並未與這些客戶簽訂長期合同,
那麼客戶採購量的減少將對該公司的
財務狀況構成嚴重衝擊。

正如我們在討論中石化時談到的,
中國的油氣行業競爭相當激烈,
而且受到嚴格監管。另外,
任何影響該公司完成勘探、
開發和生產活動的自然災害及
類似事件將對該公司的業務產生不利影響。

最後但也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是
中國最大的油氣企業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至於投資者為什麼應該考慮中石油,
美國投資研究公司Zacks Investment Research給出了答案。
Zacks上週將中石油的股票評級從“中性”上調至“強於大盤”,
這反映了飛速發展的中國市場對該公司的影響
以及大宗商品價格的反彈。

Zacks公司表示,
“作為中國僅有的兩家綜合性石油公司之一,
中石油已經準備好利用這些有利趨勢。”

然而,阿本豪斯表示,投資中石油業同樣面臨風險。
阿本豪斯寫道,該公司的運輸成本相對較高;
旗下成品油加工廠和化工廠位於中國的西部和北部,
而對其產品的需求則大多來自中國的東部和南部。

正如我們在討論中石化和中海油時已經指出的,
油氣產業內部的競爭相當激烈,
監管環境的變化會影響該公司的利潤,
天然氣勘探、生產和運輸過程中的危險性
也會對該公司的財務狀況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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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脹怪現象:
菜價上漲 菜農賠錢


每當中國遭遇通貨膨脹,
食品價格總會是其中的重要一份子。
但中國領導人在此次最新一輪通脹
面臨的難題有些怪異:

中國的消費者價格指數
正逼近三年來的新高,
而由於太便宜,
成噸成噸的菜賣不出去爛在地裡。


當然,蔬菜在城市裏仍然很貴,
並且只在城裏價格才高,
這正是問題所在。
據官方媒體新華社報道,
肥美多汁的大白菜在市區
農貿市場賣一元一斤,
是菜農能拿到的賣價的十倍。


為何城市居民支付如此高價,
菜農卻任白菜爛在地裡?
因為中間商、物流公司和政府
將差價的大部分裝進了自己的口袋。


新華社援引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
周望軍的話說,當前國內蔬菜的流通成本
已經佔到最終菜價的三分之二。


看來問題並非僅限於生產。
新華社援引官方數據說,
國內物流總成本佔到了GDP的21.3%,
而發達國家僅為10%左右。
新華社舉了一個令人相當困惑的例子說,
1公斤貨物從上海到貴州通過公路運輸
需要花費6元到8元人民幣,
而從上海通過海運到萬里之遙的紐約
卻只需花費1.5元人民幣。


據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院汪同三估算,
全世界82%的收費公路在中國,
流通成本佔(物價的)50%-70%。


在目前的環境下,
流通成本的擠壓已經不僅對城市日常開銷產生嚴重影響。
本月早些時候,根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
最近菜價暴跌導致山東省一位農民絕望自殺。


運輸相關成本部分是由地方政府自作主張造成的。
上週,上海大型集裝箱貨運碼頭的卡車司機罷工
事件也是集中在運輸成本問題上。


週一,上海市政府承諾削減部分費用
並對卡車司機提供新的救濟金,罷工隨之平息。


中國經濟官員和央行官員再三強調在物價上漲
阻擊戰中管理通脹預期的重要性,
但菜價的窘境赫然提醒人們,
馴服中國這隻「老虎」不會這麼簡單。

對那些將所謂的「中國模式」
視為全球經濟疾患藥方的人來說,
這應該也會值得他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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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致股東信 妙語連珠


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一年一度致股東信
以其精明的投資洞察力和樸素的格言警句而備受期待。
二者都讓人瞭解其公司和他本人的情況。
以下是最新的致股東信中的一些妙語:


關於伯克希爾(Berkshire,即「巴郡」)為何持有大量現金:
「借款者這才認識到,信用就像氧氣。
當它大量存在的時候,沒有人會注意到。
而失去以後,人們才會注意到。」


「資金總是向著機會流動,而美國有大量的機會。」


「加爾佈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曾經不無狡黠地觀察到一個現象,
那就是經濟學家們對想法是最節省的:
他們念研究生時學到的想法能用一輩子。
大學的金融系通常表現都差不多。
看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幾乎所有人都固執地死抓著有效市場理論不放,
輕蔑地將駁倒了這一理論的強勁事實說成是“異常現象”。
(我一直都熱愛這樣的解釋:“地球平面說學會”
(Flat Earth Society)可能覺得一艘船環遊地球讓人討厭,
而且不合邏輯、不正常。)」

 

關於對沖基金:
「對沖基金界見證了普通合伙人的一些惡劣行為,
他們在世道好的時候獲得了巨額報酬,
然後當業績糟糕的時候,他們帶著自己的財富跑路了,
留下有限責任合伙人賠掉之前賺的錢。
有時這些普通合伙人還會在不久以後迅速成立另一隻基金,
以立即參與未來的收益,而無需彌補以往的損失。
將錢投給這種經理人的投資者,
應當被打上懦夫的標籤,而不是合伙人。」

 

「補充說明:當我們就庫姆斯加入公司發佈新聞稿時,
不少評論人士指出他沒什麼名氣,
並對我們沒有選一個大名鼎鼎的人表示不解。
我很懷疑他們有多少人會知道1979年時的
辛普森(Lou Simpson,GEICO保險公司投資經理,已退休)、
1985年時的傑恩(Ajit Jain,負責伯克希爾再保險業務),
或者是1959年時的芒格(Charlie Munger,伯克希爾副董事長)。
我們的目標是找一位有兩年經驗的實幹者,
而不是10年的老馬。
(對於一位80歲的CEO來說,這可能不是特別明智的比喻。)」

 

關於伯克希爾和樓市/抵押貸款危機:

「當借款人遭遇失業、生病、離婚等情況時,他們就有麻煩了。
此次衰退讓他們深受打擊。但他們希望保住自己的家,
而且基本上他們借貸的數目相對於收入也是很合理的。
除此而外,我們將初始的抵押借款留在自己的帳上,
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將它們證券化或以其他方式轉售。
如果我們在放貸方面犯傻,就得付出代價。
這是我們所關注的。如果全國的房屋買家都像我們的買家一樣行事,
美國就不會有那樣一場危機。」

 

關於自有房屋:
「自有房屋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是合算的,
尤其是以當前較低的價格和划算的利率……
但如果購房者“眼大肚子小”,
而貸款機構(通常受政府擔保的保護)又助長他的白日夢。
我們國家的社會目標不應當是讓人們住上他們夢想的房子,
而是讓他們住上自己負擔得起的房子。」

 

關於全球金融危機最糟糕的地方:
「如2009年一名投資者所說:這比離婚還慘
。我失去了一半的財產淨值--------老婆卻還在。」

 


關於即將舉行的年度大會:
「記住:要是有人說金錢買不到幸福,
那他只是還不知道該上哪兒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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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用疑幻疑真的市場預測

每年一月份,
成群的高薪專家都試圖
預測本年的經濟前景和市場走勢,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幾乎所有的預測都被證明是錯誤的。


我們在這裡想提供一點與眾不同的東西:
即一個如何有效利用這些預測結果的方法,
即使你懷疑預測不準確也沒關係。

從整體來看,
這些預測有助於指出本年
你能合理預期的最好結果和最壞結果
並告訴你是否應該對未來抱有信心。


市場預測與市場本身一樣古老。
根據歷史學家愛麗絲‧斯羅特斯基
(Alice Louise Slotsky)的研究,
古代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文字記錄中
有很多都是關於預測商品價格徵兆的資料,
如“烏鴉代表市場價格穩定”等。


事實上,從那時起,權威人士就一直
在做出各種預測並屢屢失手。
回顧2010年,被稱為“興登堡凶兆”(Hindenburg Omen)和
“死亡交叉”(death cross)的技術指標,
預示股市即將崩盤,很多市場專家預測中國股市將繼續走高,
美國經濟可能遭遇“二次探底”。
而至少到現在為止,所有這些預測都未能成為現實。


如果專家能準確預測2011年,則根據他們的說法,
美國股市將上漲10%左右,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約為3%,
通貨膨脹率略低於2%,經濟增長率將在3%左右。
不過,如果靠這些預測來押注市場走向,
那你就太天真了。

為什麼擁有多年從業經驗、專業知識豐富、
能隨意接觸海量資料的人,
會如此頻繁地錯誤預測未來的市場走勢呢?


第一點,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未來充滿著意外。
無論有多專業,一個人不可能準確預見到未來發生的事情,
以及人們將如何做出反應。
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於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獲獎演說
《似乎有知識》(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中說過這麼一句話:
市場作為一種複雜的現象,其走勢取決於許多個體的行為,
其結果取決於所有因素的綜合作用……
對市場的研究很難揭示全部的面目,
難以做出準確的度量。

預測失誤的原因還在於,它們要麼流於平庸,
要麼過於極端。對預測者來說,
做出與主流意見相差不大的預測毫無意義。
他們既不會因為跟大部隊站在一起而遭到解僱,
也不會因為比同行稍微好一點而名利雙收。
因此,如果預測者想脫穎而出,可能就得走向極端。

因此,大多數專家都傾向於圍繞一個安全的共識意見抱成一團,
而一小撮專家從事風險大但潛在收益高的買賣,
做出極端看多或極端看空的預測。
如果他們的預測正確,則奇跡般的準確性將令其一夜成名,
而如果預測錯誤,人們大多很快就會忘記。

另一個問題在於:專家分析複雜資料的方式並不始終如一。
給同一專家多次提供類似資訊時,他們會得出迥然不同的預測。
有一個結論至少從1954年以來就為人所知,
但幾乎從未在華爾街公開發表過
即根據專家預測方式建立的簡單電腦模型
比專家本身的預測更準確。
這是因為專家知道模型中的哪些變數比較重要,
於是過於頻繁地對各種變數做出主觀調整。


就像廚師瞎折騰一個成熟的烹飪配方容易搞砸一樣,
預測者太多的微調也會導致自己預測失敗。
一項研究發現,一個股票分析師用於預測未來收益
的固定電腦模型在72%的情況下比分析師本身更準確。

在2011年1月末的一份報告中,
礇豐銀行(HSBC)在倫敦的外匯策略師
大衛‧布魯姆(David Bloom)批評專家的預測前後不一,
僅僅因為近期歐元上漲,就紛紛改變觀點看好歐元。

因此,市場權威人士不僅會錯過沒人能夠預見到的大意外,
也很容易會因為一些小意外而做出過度調整。
美國北方信託公司(Northern Trust)的首席經濟學家
保羅‧卡斯瑞爾(Paul Kasriel)說,
市場預測者往往陷於一種我稱之為
“顧此失彼 (currentitis) ”的狀態,
他們看到一些不符合自己預期的數字,
於是想彌補自己的失誤,根據最新的資料做出調整,
結果反而再次預測錯誤,就這樣來回折騰。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現在有一點都是顯而易見的:
你應該進一步端正態度﹐以更謹慎的態度對待各種市場預測。


不過,你也可以利用好這些預測,方法如下:


01、不要相信專家對一年後情況的預測。
專家的短期預測比長期預測更準確一些。
費城聯儲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
數十年來一直在進行一項“專業預測者調查”
(Survey of Professional Forecasters)。
收集幾十位專家對於經濟前景以及各種金融變數
的個人預測和整體中位值,從而形成一個資料庫。


與預測最新市場趨勢相比,該調查在預測通貨膨脹、
失業率和經濟增長(以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動來衡量)
等變數方面要準確得多但只限於最近一兩個季度。
管理費城聯儲銀行這個資料庫的湯姆‧斯塔克(Tom Stark)和
其他研究人員表示,在此後的幾個月,
大多數預測的準確性將直線下降。


在預測未來一年的情況時,專家幾乎沒有任何優勢,
而只是對近期趨勢的簡單推測而已。


02、坦然面對預測失誤。
斯塔克說,沒有經濟學博士頭銜的大眾
往往認為專家預測十分準確,
就好像能直接拿去銀行兌現的支票一樣。
人們不懂得這些預測背後隱藏著大量的不確定性。

舉例而言,市場預測2011年美國的新屋開工數量為70萬,
比2010年預測的554,000有所上升。
然而,根據費城聯儲銀行收集的歷史預測準確性資料,
你可以有80%左右的把握認為,最終結果將在40萬到100萬之間。
也就是說,你將明智地預計到會有意外資料出現,
無論或高還是或低。

這並不意味著預測結果毫無價值,恰恰相反:
通過觀察預測失誤的潛在區間,你可以調整自己的預期,
避免做出過分自信的決策。
與此同時,喜歡對沖風險的
投資者可以更準確地估算自己所需要的保障。


在根據任何經濟變數預測做出決策前,
先瀏覽一下費城聯儲銀行網站上的
“預測失誤資料”(forecast error statistic)頁面,
看看以往的相關預測有多准。


03、聽聽市場的聲音。
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教授、
《預測原理》(Principles of Forecasting)一書的作者
斯考特‧阿姆斯壯(J. Scott Armstrong)說,
如果一個市場裡頭有許多交易者,
那就不要試圖去猜透市場。


股市似乎不像一個能夠預測未來的風向標,
但與其它替代方式相比,還是要好上一些。
標準普爾500指數(S&P 500)往往能相當準確地
預測到未來短期內出現的經濟衰退和復蘇,
比如該指數在2007年末開始下跌,
而2009年出現大幅上揚。
過去幾週來,股價走勢暗示經濟將在2011年持續復蘇。


04、取不同的預測結果的平均值。
提高預測品質的最有效工具,
也許就是把從各個獨立管道取得的預測結果簡單地整合起來。
不要只看“專業預測者調查”的結果以及華爾街經濟學家
或策略師對於市場的共識,你應該撒一張更大的網。


一般而言,來自不同管道的預測者所獲取的資訊
以及使用的預測方法都不盡相同,
因此其失誤往往可以相互抵消。
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管理學教授
理查‧拉瑞克(Richard Larrick)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
假設有兩個預測,一個說股市會上漲20%,一個說會上漲4%,
結果股市漲了12%。第一個假設過於樂觀了八個百分點,
第二個假設過於悲觀了八個百分點,
而兩者的平均值剛好是12%,雖然兩個預測都很不準確,
但其平均值卻剛好說得分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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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難負擔樓價香港貴絕全球


美國顧問公司Demographia就全球城市樓市負擔比率作出一項調查,
包括美國、英國 、澳洲 、加拿大、新西蘭、愛爾蘭及中國(香港),
涉及325個城市(當中包括82個主要城市)。

報告指出,倘樓價在入息中位數的3倍或以下,
屬可負擔水平;
3.1至4倍屬溫和不能負擔水平;
4.1至5倍為難以負擔;
5.1倍或以上屬極難以負擔水平。

調查報告指出,截至去年第三季,香港樓價中位數為258萬元,
而全年家庭入息中位數為22.54萬元,
樓價中位數相當於全年家庭入息中位數的11.4倍,
為全球極難負擔水平的城市。

香港樓價過去一年急劇上升,美國一間顧問公司調查報告指出,
全球最難負擔樓價城市中,香港居首位,
樓價中位數相當於全年家庭入息中位數的11.4倍,
達極難負擔的水平。


由於香港樓價在第四季仍持續上揚,
故預期現時實際的樓價負擔水平有機會更高。
這反映現時香港整體樓價處於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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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為何不願意多買保險?

談起保險,這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保險通常包括財產、人壽、意外傷害和健康險,
後來又發展了投資型險種如分紅險等。
由於保險的種類繁多,
購買保險一定要基於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
保險的初衷是防范意外,
所以意外險是比較重要的,
而且每年的花費不多,也就幾百塊錢。
對意外險而言,有句話說得好:
“如果平安無事,沒有意外,那是我們希望的,
就當把投入的錢轉移給那些不幸而又需要錢的人們吧!”
所以根據我家的實際情況,
基本上我們也就購買國家規定必須購買的險種,
另外再加上了意外險。


談談我們沒有購買的險種,
首先是健康或疾病醫療保險。
自從太太辭職以後,每日都紅光滿面,
身體好多了,基本很少生病。
具體問起她是什麼原因?
“家務有人做,飯有人準備,我也就是帶下孩子,
安排旅行,鍛煉身體,逛街看書,生活非常愜意,
所以身體自然非常好。”
其實,現代人疾病的主要來源通常是精神壓力、
身體勞累或者心情不好而導致的亞健康狀態。
如果每天都很開心,確實也不會有什麼小病,
而且為這些小病的理賠去找保險公司,
還不夠折騰的;如果真有什麼傷筋動骨的大病了,
無數的故事都說明,也不可能靠保險公司,
還要靠自己支付,所以這一項也就免了。


其次是投資型險種,
有人說保險是家庭理財安全的最後一道保障。
可保險的初衷應該是防范意外,
要和家庭理財拉上關系,
說明家庭理財有可能發生特殊的意外情況,
這與我們在理財中通過投資組合降低風險,
獲取穩定收益的目的是相悖的。
實際上,如果投資者購買養老或其他投資型險種
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收益,在投資者有一定理財知識的條件下,
還不如自己投資理財,買點基金什麼的,
反正保險公司也是拿你的錢去做投資。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將保險定位於家庭理財的工具,
不購買任何與投資收益相關的保險。

當然,我們之所以不願意多購買保險,
也和這個行業條款復雜、
真正發生事情時經常推諉不理賠這樣的因素有關。
而且有時候,即使理賠了,也把你折騰得夠嗆。

據說某個保險公司的大老板說過這麼一句話
“身為一個保險公司的董事長,
有些保險條款我都看不懂!”

舉個對保險條款不理解的例子。
我們在雲南旅行期間,在彌勒附近,
有一次倒車,不小心撞到了一根電線桿,
車子的右後方癟了一塊。
幾小時後,我們從彌勒開到了昆明,
就按照保險規定報了案,心想昆明畢竟是大城市,
就在昆明修吧。結果昆明那邊的保險公司,
不但在整個修車過程中讓我跑前跑後,
折騰得夠嗆,最後理賠付錢時,突然告訴我,
只能賠80%,而且不能拿現金,
只能劃卡,我當時真是無語。

後來與車子的保險代理人提到這事時,
他說保險條文確實是這麼規定的,
雖然你有不計免賠條款,
但異地報案和修理就只能賠80%。
然後他笑著說,你應該回北京後再報案修理,
這樣就可以100%賠,而且不用跑來跑去浪費時間窩火了。
我說我還要兩、三個月才回北京呢,
按要求不是要48小時內報案嗎?
他說,一出事你打電話給我就好了,
我可以第一時間告訴你怎麼做最好!
我無語,這就是現狀,
各種規定不是從鼓勵人們守規矩的角度來設計。
導致的情況是:守規矩,你吃虧;
不守規矩,你可能獲得更大的利益。

由於我們對保險不太了解,
也因為行業操作不規范等原因,
我們也就購買了必要的意外險和
國家規定必須購買的險種,
其他的高級保險選項,我們均略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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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28日
通脹兩難


伯南克的量化寬鬆政策,
快將新興市場打爆了。
如果說中國通貨膨脹為患的話,
其它新興市場國家的日子也不好過。
巴西通脹率已經達到6%,印度超過8%。
新興市場國家中,
通脹受災面積(以GDP加權計算)達到八成。


量化寬鬆所製造出來的熱錢,
通過三個渠道夾擊著新興市場,
營造出通貨膨脹升溫的環境。
首先,熱錢炒作農產品,
農產品價格紛紛衝上歷史
新高,玉米、小麥、大豆等大宗農產品價格的漲幅尤其驚人。
食品通脹席卷整個世界,為患新興市場尤甚。
其次,美元貶值,熱錢追逐原材料,商品價格暴漲,
商品生產國經濟過熱,商品消費國成本大增,
商品通脹對新興國家的衝擊遠大過發達國家。
再者,聯儲製造出過量流動性,
資金為尋求增長故事和較高投資回報,
紛紛流向新興債市、股市,干擾了當地的貨幣供應。

*新興國家可做的有限*
針對熱錢流入和經濟過熱,各國採取了不同的措施。
巴西、智利、波蘭、印度紛紛加息,
中國上調準備金率,韓國、巴西、
泰國對短期海外資金購買國債設立門檻,
土耳其則反其道而行之,以減息來抑制熱錢湧入。

然而,新興國家政府、央行可做的其實有限,
全球流動性的主要源泉來自美國,
美國聯儲的政策制定依據是美國的就業和通脹。
復甦與就業上的差異,通脹與資產價格上的差異,
令美國的貨幣政策與新興市場的實際要求之間出現重大錯位,
而全世界的資金流動早已不分國界了。
今年新興國家預計CPI達到5﹒9%,
其中亞洲5﹒3%,拉美6﹒8%,東歐6﹒4%。
今天的情況,與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頗有相似之處。
泡沫破滅之後,日本央行大舉減息、擴張流動性,
這些政策舉動並未在日本觸發通脹,
信貸隨著日本銀行的擴展而進入東南亞,
觸發了那裏的基建熱、房地產熱。
東南亞經濟由此過熱,但是當地央行對此卻無從調控。
至九十年代中,日資班師回朝,
掀開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序幕。


*超低利率和過剩流動性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伯南克的流動性擴張,暫時在美國沒有誘發嚴重通脹,
對其它國家的物價水平卻有深遠的影響。
一般相信,發達國家經濟復甦緩慢,
因此通脹壓力主要集中在新興市場國家。
不過歐洲已經出現通脹死灰重燃的苗頭,
其傳導機制主要是食品與石油。
估計歐洲今年的通脹可能達2﹒5%。與美國不同,
歐洲央行盯CPI而非核心CPI,
它的唯一職責是維持幣值穩定。
歐洲通脹升溫,可能迫使歐洲央行年內加息,
在G3經濟中率先退市。

美國的糧食大多國內自給,
而且政府有強大的農業補貼,
因此農產品通脹在零售層次沒有其它地區那麼明顯。
而且聯儲政策盯核心通脹,將糧價、油價排除在外。
同時,伯南克在QE2問題上已經破釜沉舟,
他在退出時機上可能一拖再拖,
相信美國今年加息的機會不大。

不過美國早晚也會感受到通脹的壓力。
世界是互動的,市場是共通的,CPI的上漲,
會帶動市場利率的上升,
明年倒逼聯儲加息(估計在明年下半年)。
不過超低利率和過剩流動性的大環境,
應該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通脹來得比想象的更快、範圍更廣,
令全世界的貨幣政策都陷入兩難境地。
對於發達國家,
這是刺激就業與穩定幣值之間的兩難。
對於多數新興國家,
這是加息與熱錢流入之間的兩難。
經濟增長的風險在下降,通脹風險在上升,
貨幣政策風險更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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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來考察一下中美貿易的全過程。
美國人用100美元從中國購買貨物,
美國人得到貨物,我們得到100美元。
然後按照法律規定,
中國廠商得到的這一百美元貨款必須去
商業銀行按照匯率兌換成人民幣,
然後商業銀行則必須再把這一百美元交給中央銀行,
換回同樣的人民幣。

 

那麼央行哪裡的錢支付給商業銀行呢?
是印錢,央行每收到一筆外匯,
就會按照匯率印刷等額的人民幣支付給對方。
這樣央行形成了外匯儲備,下一步,
央行會把很大一部分的外匯儲備用來購買流動性高、
安全性好的金融產品,
主要就是美國國債。

 

結果是我們得到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國,
美國賣給中國國債,
他們得到美元繼續借貸給美國的老百姓,
老百姓再玩命地刷信用卡買中國貨。
如此循環往復,我們的外匯儲備越來越多,
我們的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

 

如果我們得到的外匯僅僅是去維持這個迴圈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什麼也沒得到,
我們得到的就是廢紙而已。
更為吊詭的是,你會發現在這個過程中,
中國範圍內的產品每流出去一部分,
中國境內的人民幣
就會憑空增加相應的部分(因為央行印錢買外匯),
也就是說貨物減少了而貨幣卻增加了。
到頭來我們得到的是什麼呢?無疑是通脹。

 

農民工兄弟們拿著低收入,享受高物價。
大洋彼岸的另一頭,美國則是美元跑到了中國,
而增加了從中國來的貨物,所以美國怎麼濫發貨幣,
也看不到通貨膨脹人家貨物進來了,
貨幣跑了嘛,美國老百姓享受著高收入低物價,
一切都是拜中國所賜。

 

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通過外交努力,
成功地把美元規定為國際石油市場的唯一結算貨幣,
從此世界經濟開始了一個極度恐怖的時代,
那就是美國人開始長達數十年的債務經濟模式、
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借錢和印錢購物的時代。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
由於美元失去了黃金的約束變成了脫韁之馬,
美國開始開動印鈔機,直接印錢在全球購物,
而再也不必擔心世界各國出於對美元的擔憂
而來美國擠兌黃金;

 

第二,
美元與石油交易掛鉤也確保了美元的地位,
使得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得不儲備巨額的美元儲備。
這兩點使得美國得以開始了瘋狂的借錢和印錢購物時代,
美國人從此不必再進行產品的生產,
而只需借錢和印錢買世界各國的產品。

 

首要的是印錢,印了錢怎麼發到美國人手中呢?
靠服務業,美國服務業占了GDP的百分之八十,
其實這是忽悠人的把戲而已。
今天我為你開開衛生間的門,你給我一百美元,
明天我為你開開車門,你給我一百美元;
今天我給你女兒教教鋼琴,你給我一千美金,
明天你幫我提供法律知識服務,我給你一千美金。
美國的GDP就是這麼回事,是一套蒙人的把戲,
表面上是GDP,實質上是發錢。
通過服務業的變態的高工資把印刷的美元發到國民手中,
然後國民拿這些去買外國貨,實現富足生活。
別被美國高的要命的GDP 總值嚇到了,
他們其實沒生產多少財富。

 

其次是借錢,
美國印錢和發錢速度已經很快,
但是美國人仍然花的不過癮,
於是還要拼命借錢花,
每個人辦十幾張信用卡。
這些錢從哪裡借,
很大一部分是從中國這樣的美元儲備大國借來的。

 

美國人一直通過印錢、借貸購買中國貨,
你為我服務,我為你服務,拿高工資(印錢支付),
然後買全世界的物品而過富足生活,
世界各國都是產能過剩的,
印多少美元就能在世界上買到多少貨物。
從長期看,美國當然會繼續他們的印錢、
借錢購物模式,
沒有哪個國家是比中國更合適的
“合作”(從中國買東西)物件。

 

這就是中國通貨膨脹的驚天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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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體系與人民幣地位

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

*國際貨幣體系現正由兩條支柱支撐著,即美元與歐元。
但因財赤、公債和金融系統性問題等,
兩條支柱都並不健康,令國際貨幣体系存在着不穩定的因素。


*目前對美元存在的信心問題,較為明顯,
而歐元亦被認為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在大量流動資金充斥的環境下,
國際貨幣體系面對的風險是不容忽視的。


*要穩定國際貨幣體系,需要第三個國際貨幣,
作為第三條支柱協助支撐,亦為其他兩條支柱提供復元機會。


*建立超主權貨幣或地區貨幣,是另類選擇,
但政治考慮是大障礙。

 

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第三條支柱的先決條件

 

*該貨幣的主權國的經濟需具規模,貿易規模至為重要,
而經濟亦是健康的,為貨幣穩定和國際信心提供良好基礎。


*該貨幣應是國際貨幣,或不存在將該貨幣國際化的障礙,
令該貨幣可作廣泛地用作國際交易的計價、結算和支付媒介,
和財富的儲存(儲備貨幣) 。

 

*以該貨幣為交易單位的金融體系,有足夠深廣度,
支持國際層面的資金融通。

 

*支持以該貨幣為交易單位(包括跨貨幣的交易)的
金融基礎設施(支付與清算) 是健全、具公信力和高效率的。

 

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第三條支柱的前景


*如人民幣繼續升值,二十年後以同幣計算中國經濟規模,
應可接近或追上美國或歐盟區,所以經濟規模應該沒有問題;
亦有信心國家能夠維持健康的經濟,
為保持貨幣穩定和國際信心提供良好基礎。


*應盡快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並釐清國際化與自由兌換間的關係。


*應盡快發展、強化及開放以人民幣為交易單位的
境內外金融體系,為國際層面的資金融通提供便利。


*在境內外建立先進的人民幣和跨貨幣的金融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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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ugural Lecture

Institute of Glob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Off-shore Renminbi Market

 

 

Joseph Yam, GBM, GBS, CBE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21 June 2010

 

 

 

Introduction

 

1.          It is a pleasure and an honour to be delivering this Inaugural Lecture of the Institute of Glob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The subject is, as you are aware, the off-shore renminbi marke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2.          For two broad reasons,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China to take proactive steps to internationalize its currency – the renminbi – and do so quickly, even though there are still quite extensive controls in the capital account of China.

 

3.          First reas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eems structurally unstable, with its two supporting legs – the US dollar and the euro – not commanding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needed to sustain their status, in the long run, as the mediums of exchange, stores of wealth and units of accounting on a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The macroeconomic numbers of the two economies, particularly those referring to the level of indebtedness, external imbalance, unemployment and fiscal deficit, are worryingly high; and prospects for a quick turnaround look doubtful.  Yet, very substantial amounts of foreign assets of many jurisdictions are held in those currencies, significantly because of a lack of meaningful alternatives, in terms of, for example, the absorption capacity of financial markets of other currencies.  To mak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tructurally more stable, many argue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a third leg (the Tripod Model), either in the form of a non-sovereign currency, old (SDR) or new (Asian Currency Unit), or a sovereign currency, possibly of a country with an economic size at least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euro zone, that commands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4.          On the basis of conservative assump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rates and long term exchange rate changes, China is the only country that is likely to attain, in terms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 economic siz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 area in about twenty years’ time.  China also has a proven track record of effective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that promotes and strengthens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in its currency.  Thus the renminbi appears to be the leading candidate to be the third leg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f indeed there a need for a sovereign currency to enhance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that system.  It is, of course, in China’s interes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s as stable as it can be, given the increasing integration and therefore increasing interaction of China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the largest, by far, foreign reserves holder of the world, China would want to safeguard the value of foreign assets held by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by the people.  And, as a large stakeholder and, as president Obama put it, a leader of the world, China does have a share of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teps should therefore be taken to prepare the renminbi for that important role.  That means taking prudent steps to allow the renminbi to begin playing the role of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in other words,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renminbi.

 

5.          Second reason: as China embraces globalization and with its general price level being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particular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the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China’s currency has to appreciate over time.  This would take the form either of a relatively high domestic inflation rate or a long term appreciation of the nominal exchange rate.  Given that the destabilizing risks of the former are much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latter, it is clear to China where the optimum balance of policy choice between the two is.  As China re-introduces flexibility to its exchange rate regime, the renminbi exchange rate, against a basket of currencies, will resume a long term appreciating trend.  But in the short term, given the sharp volatility in global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there may correspondingly be considerable short term volatility in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renminbi against the US dollar.  The prudent management of exchange rate risks is therefore of increasing importance, not only for the authorit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official foreign reserves but also for the private sector when conducting the many transac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One way of effectively managing exchange rate risks for the private sector is simply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to be denominated in the domestic currency.  If, for example, exporters in China are paid in renminbi instead of in foreign currencies while obviously paying much of their production costs in renminbi, their exchange rate risks would be greatly reduced; similarly if importers pay renminbi for imported goods that are sold domestically for renminbi.  For this reason also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China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renminbi, so that the foreign counterparties to thos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can have off-shore access to renminbi funding and can mobilize their renminbi receipts off-shore.

 

 

Off-shore renminbi market

 

6.          There are still rather extensive capital controls in China that constrai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enminbi can be used for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lthough the intention of China is eventually to remove all capital controls and make the renminbi fully convertible, the full liberalization of the capital account has wider ramifications tha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and will therefore have to be handled carefully, emphasizing, as Premier Wen put it, on gradualism, controlla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the initiative.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seque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after the full liberalization of the capital account.  They can proceed in parallel, reinforcing each othe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can be organiz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n off-shore renminbi market that operates under the open international market environmen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best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The off-shore market will,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important market signals to guide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capital account in the on-shore market.

 

7.          Many of you, I am sure, are already aware of the developments in recent years in renminbi business in Hong Kong.  The origin of this was a visit to Beijing in 2001, when, as leader of the delegation of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Banks, I suggested to the authorities that there was a need for a proper channel for the increasing amount of renminbi banknotes circulating off-shore, particularly in Hong Kong, to be returned to the Mainland.  Behind this inconspicuous suggestion was a rather strong desire on my part at that time – a hidden agenda I suppose –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o conduct transactions denominated in the renminbi.  It is, after all, the currency of the fastest growing, large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sovereign currency, and a currency that is likely,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I thought, that my interlocutors might have the same strategic view at the back of their minds.  Whatever the case may be, the inconspicuous suggestion struck an accord, and so in 2004, after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with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rrangements were finally made for Participating Banks in Hong Kong to take renminbi deposits from Hong Kong residents, among other modest banking activities, marking the beginning, insofar as I am concerned, of a renminbi off-shore market in Hong Kong.  There have been developments since then, including the emergence of a renminbi debt market in Hong Kong and the use of the renminbi for trade settlement.

 

8.          I am glad to say that, working with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as given Hong Kong an enviable head start in its development as the renminbi off-shore market.  Assuming continued, undivided support by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I think this position is difficult for any other off-shore jurisdiction to challenge.  But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and quite a modest one, and there is a need to work hard to cement that position, remembering always that the objective of the exercise i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while enabling any significant risks for both the on-shore and off-shore markets to be prudently managed.  For exampl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on-shore market may be adversely affected by activities in the off-shore market, in terms of under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on-shore or creating sources of financial instability.  There may also be risks to the off-shore market, in terms of, for example, it being overwhelmed and becoming a mere extension of the on-shore market.  There is a need, therefore, to establish a wor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n-shore and off-shore renminbi markets that serves the develop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needs. 

 

 

On-shore/off-shore relationship

 

9.          That working relationship is unlikely to be a static one.  There is obviously a need for continuous refinements over time, having regard to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in global finance and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s on-shore.  It is also unlikely to be a straight-forward one.  There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preoccupations and special interests on location in the two markets at any point of time.  What seems to be sensible to those in one market may, therefore, not appear to be sensible to those in the other market.  For example, there is understandable temptation to accommodate off-shore activities on-shore, through promulgating a different set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or licensing a different categor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r granting favours in terms of, for example, special access to domestic markets.  While I would not say that this is not feasible, I think it would be problematic, in that the authorities will then have to keep two sets of rule books that apply to two categori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possibly have common ownership and deploy a common pool of capital, not to mention the need to deal with regulatory arbitrage and abuse on-shore.

 

10.        Let me therefore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at wor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n-shore and off-shore markets,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be useful for guid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renminbi off-shore market in Hong Kong.  I think there are three.

 

11.        The first essential element concerns the architecture of that working relationship.  When there is an off-shore market, for good reasons, doing things perhaps differently and in ways that suit better the need of some, and doing so on an increasing scale, there is always legitimate concern that the tail might, some day, begin to wag the dog.  This is notwithstanding the clear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 off-shore market, in terms of enhancing 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providing useful signals for financial reform on-shore.  It is therefore of primary importance that the architecture linking the two markets should enable the on-shore impacts of off-shore activities to be monitored closely and, if necessary,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to be put in place conveniently.

 

12.        Other than the small amount transactions settled using banknotes, off-shore activities making use of the renminbi as a medium of transaction need to be settled electronically, either through correspondence banks in the on-shore renminbi inter-bank settlement system or through an off-shore system.  To take fuller advantage of the off-shore environment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renminbi, it is clearly preferable for there to be a separate inter-bank renminbi settlement system in the off-shore market.  But it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hat the off-shore renminbi inter-bank settlement system be linked up with the on-shore renminbi inter-bank settlement system operated b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s central bank.  This linkage serves as the principal channel for the orderly and transparent mobility of renminbi funds, and the only electronic channel, between the on-shore and off-shore markets.  It also provides the mechanism, should there be a need to do so, for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to be put in place.  These, in fact, are arrangement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put in place, as you are aware, with the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serving as the Settlement Bank and maintaining a settlement account with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rough the Shenzhen Branch.

 

13.        The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take the form of conditions for the provision of settlement services between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the renminbi Settlement Bank in Hong Kong; and correspondingly in Hong Kong between the Settlement Bank and individual Participating Banks.  As such, the Participating Banks would not want to operate in contravention of those conditions.  They therefore form a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demand close and careful attention.  Obviously, too many of these would stifle development and too little would present possibly systemic risks.  I will come back to this later.  But one aspect that may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is the ability of the off-shore renminbi Settlement Bank to create renminbi as though it is a central bank.  Given that all Participating Banks maintain settlement accounts with it, the Settlement Bank can create the renminbi needed to buy whatever assets from or through the Participating Banks, just by crediting their settlement accounts.  As long as, on a risk-adjusted basis, the assets earn a rate of return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interest it pays Participating Bank on their renminbi settlement balances, the Settlement Bank is better off.  The effect of doing so is to increase renminbi liquidity in the off-shore market, with consequences for renminbi credit creation, if Participating Banks are allowed to extend credi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nsuring competitive fairness, there may also be a need for effective restraints on renminbi creation imposed on the Settlement Bank. 

 

14.        I am not saying that there is such a need now, because the volume of renminbi business in Hong Kong is still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re are not many renminbi assets that the Settlement Bank can bu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renminbi liabilities.  Furthermore, there are prudential requirements imposed on banks, including the Settlement Bank, in running a short foreign currency position against the renminbi, so that the Settlement Bank cannot meaningfully create non-renminbi assets and renminbi lia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re are liquidity and other prudential requirements that discourage the Settlement Bank even inadvertently creating renminbi in this manner.  But if ever the ability of renminbi credit creation in the off-shore market becomes a concern, one condition that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may wish to impose on the off-shore renminbi Settlement Bank, in return for providing renminbi settlement services, is to require it to maintain a balance in its renminbi settlement account with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at is not smaller than the sum of all the balances in the renminbi settlement accounts of the Participating Banks.  This arrangement may sound familiar to some of you.  Indeed, you may recall the “Accounting Arrangements” in force in Hong Kong from 1988 to 1996 whereby the then Clearing Bank of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Banks was required to maintain an account with the Exchange Fund, as a first step to transfer control over the monetary base from the Clearing Bank to the authorities.  Although the circumstances are different, the idea is basically the same.

 

15.        I am actually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re being too many of these conditions for the provision of renminbi settlement services, to the extent of slowing and even stifling further development.  This is perhaps a convenient point to turn to the second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wor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n-shore and off-shore markets – the modality of that relationship.  Here, it is useful to be guided by the important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16.        The utility of Hong Kong lies in its freedom and openness, and its financial system operating against international best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Exposing the renminbi to the Hong Kong environment has distinc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obtaining important market signals to guide on-shore policies, particularly those concerning the reform and liberal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ttempts to ensure that, in renminbi business, the highly market oriented off-shore system in Hong Kong behaves in the same way as the relatively control oriented on-shore system are, I think, counter-productive.  In other words, there should be as littl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s of on-shore financi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f-shore as possible.  The need for managing the risks presented by the off-shore market is well understood, and it may be that at the initial stages of development it was prudent to be conservative.  In any case, the original purpose was to channel renminbi circulating in Hong Kong back onto the Mainland.  But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s since 2004, with the focus now shifting onto the use of Hong Kong as an off-shore renminbi market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renminbi, suggests that there is room for relaxation of many of those conditions.

 

17.        The ideal modality is for Hong Kong, as the off-shore market for the renminbi, to do its own things in its own ways with renminbi business,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it conducts other business denominated in other foreign currencies and, of course, for the on-shore market to likewise function, having regard to the respective domestic needs for the two financial systems.  Restraints, in the form of conditions for providing settlement services, should only be imposed where there is an identified need for managing risks posed to either the on-shore or the off-shore systems, and when prudential measures from the banking supervisors do not provide effective means for so doing.  From my contacts, I am glad to learn that this view is shared by many on the Mainland.  The task at hand is to convince others and then to put this modality into practice by appropriately amending and simplifying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the renminbi Settlement Bank in Hong Kong.  Correspondingly, the other Settlem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Settlement Bank and individual Participating Banks should be amended and simplified.

 

18.        This will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nminbi off-shore market in Hong Kong to a new dimension.  It will not be difficult to see, for example, the emergence of a meaningful inter-bank market in the renminbi in Hong Kong, or the offering of renminbi loans by Participating Banks in Hong Kong, or the use of the renminbi in stock market transactions, particularly if the pre-requisite mobility of renminbi funds between the on-shore and off-shore markets is correspondingly enhanced. 

 

19.        This, in fact, is the third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wor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n-shore and off-shore renminbi markets that I would like to address – the mobility of renminbi between the two markets, including those arising from supporting the conversion between the renminbi and foreign exchange off-shore.  With capital controls on the Mainland and no exchange controls in Hong Kong, obviously mobility of renminbi funds between the two markets has to be restricted.  Yet the restrictions serve as a constrai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ff-shore renminbi market.  The task at hand is to enhance the mobility of renminbi between the two markets without underm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capital controls on the Mainland, where they are still considered necessary, and without creating risks that may prove to be difficult to manage. 

 

20.        Currently, the mobility of renminbi between the two markets is limited to, first, the amount of renminbi banknotes that visitors can carry across the border; second, trade settlement using the renminbi, for example, Mainland importers moving renminbi to Hong Kong to pay for imports; third, net off-shore conversion by Hong Kong residents (each subject to a daily cap) between the renminbi and the Hong Kong dollar; fourth, remittances by Hong Kong residents, each also subject to a daily cap; and fifth, proceeds of renminbi bonds issued in Hong Kong (and redemption need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by those having been approved to do so.  This mixture of mobility, which is largely the product of six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renminbi business in Hong Kong, produced a renminbi off-shore market in Hong Kong, in terms of deposit liabilities of Participating Banks, of about RMB 80 billion and, in terms of renminbi bonds outstanding, of about RMB 30 billion.  There are, of course, still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renminbi banknotes held in Hong Kong, given the ever increasing amount of cross border economic activities at the retail level, but those are only serving as transaction balances and should therefore not be a cause of policy concern, particularly when there is, in any case, intention to promote the greater use of the renminbi off-shore.

 

21.        These numbers are, actually, quite small, when put alongside those of the on-shore market.  Renminbi deposit liabilities in the banking system on the Mainland totaled RMB 66 trillion.  The off-shore renminbi deposit market in Hong Kong is just a little over 0.1% of that.  The tail is almost non-existent, not to mention the possibility of any noticeable wagging at all.  All concerned should therefore feel a lot more relaxed about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any cas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n-shore/off-shore relationship I described earlier and the ongoing, close supervisory cooperation provide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risk management.

 

22.        There are many, actually quite safe, ways of enhancing the mobility of renminbi funds between the two markets.  One is to raise or remove altogether some of the daily caps now in place, for example, the amount of renminbi remittances by Hong Kong residents.  Another is to extend the conversion service from just for Hong Kong resident individuals to non-residents, or to corporations, applying, if necessary, a similar daily cap.  A new area may be to allow remittances of renminbi by Hong Kong or overseas corporations that have a funding need for their activities on the Mainland.  That would encourag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renminbi debt and loan markets in Hong Kong.  Yet another area is to allow customers other than Hong Kong resident individuals, for example, stock brokers, to operate renminbi bank accounts in Hong Kong.  That would b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use of the renminbi in stock market trading in Hong Kong, thus allowing foreign investors to have their legitimate exposure to the renminbi when they invest in Chinese stocks, and lessen the huge amount of capital flowing in and out of the Hong Kong dollar and the effects of such flows on monetary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Better still, the operation of renminbi bank accounts should be freed up, just as in the case of the operation of other foreign currency bank accounts.  Leave the banks to do due diligence in knowing their customers and preventing money laundering. 

 

 

Conclusion

 

23.        There are many, many possibilitie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have greater trust in the market.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complex derivatives or state of the art financial innovation.  We should rightly be alert to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We are talking about basic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denominated in the renminbi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use of the renminbi as a medium of transaction and a store of wealth on the other.  By all means, have quantitative caps and increase them only gradually as a means of controlling the pace of expansion of the off-shore renminbi market.  But, with the correct architecture between the on-shore and off-shore systems already in place, we should feel comfortable about adopting the modality I described and enhancing the mobility of renminbi funds, thereby taking the renminbi off-shore market in Hong Kong to a new and meaningful dimension – a dimension that qualifies the renminbi to be an international, and then a reserve, currency.  Tha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China and can only be good fo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24.        Thank you.

 

 

 

 

Joseph Yam, GBM, GBS, CBE

21 Jun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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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企業的風水之道

走進位於香港市中心的匯豐銀行(HSBC)總部﹐
首先看到的是守在門口的一對獅子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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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扶梯從大堂的西北角
一直伸進了這座建築的心臟﹐
前方的一個開放式廣場
讓人可以盡覽維多利亞港(Victoria Harbour)的風光。
按照風水大師的說法﹐
獅子雕塑可以守護這座建築的財富﹐
自動扶梯則可以產生增進繁榮的能量據說﹐
西北角是能量最強的方位。
與此同時﹐開放的空間又可以掃除阻擋商機的障礙。
除此之外﹐匯豐銀行大樓本身
就佔據著城中一片數一數二的風水寶地。

利用環境能量來求取繁榮的風水
之學已經在香港流行了許多年﹐
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會徵求風水專家的意見﹐
以便確定買賣成交和產品上市的吉祥日期﹐
同時創造一個招納財運的環境。

制訂年度預算的時候﹐
許多公司都會專門劃出
一筆用於風水諮詢的款項。
有些時候﹐改善風水只需要一個很小的舉措﹐
比如把硬幣塞到地毯下面﹐以此招財納富﹔
也有些時候﹐改善風水的措施規模十分宏大﹐
足以決定整幢大樓的建築格局。
例子之一就是港島南部的住宅項目
影灣園(The Repulse Bay)﹐
設計師在建築的中央留了一個大洞。
按照香港的民間傳說﹐
建築北邊的山裡住著一些可以帶來好運的龍。
龍可以通過這個大洞去往建築南邊的水面﹐
由此也就更願意光顧這幢建築。

說到自己的風水預算﹐
各家公司都是諱莫如深。
經常有人發現﹐匯豐銀行和
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的總部
都包含著精心設計的風水元素﹐
這兩家銀行卻不願意就此發表評論。
不過﹐因為香港人非常看重風水﹐
許多跨國公司都會忠實踐行風水之道﹐
為的是安撫自己的員工。

跨國室內設計公司tda interiors
的商業發展經理安娜威廉姆斯(Anna Williams)說﹐
“很多人都會拿風水來開玩笑﹐
這些公司卻很把這東西當回事﹐
因為香港人都把這東西當回事。”
她說﹐tda公司的大多數客戶都是西方國家的公司﹐
其中卻有大約四分之一要求將風水元素納入設計方案。

目前﹐香港政府正在遭受人們的抨擊﹐
因為政府為公共工程撥出的
風水諮詢費用欠缺透明。
之前﹐香港政府同意撥款在新界
(New Territories)修建一座“風水橋”﹐
一些立法會成員卻對項目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並且要求對政府支付的風水補償費用進行審計。

風水師盧恒立(Raymond Lo)已經撰寫了
15本關於風水的書籍和年鑒﹐
他說﹐文化大革命期間﹐
風水在中國大陸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打壓﹐
但卻在那些移民海外的中國人當中得到了保存。

出生日期、空間方位和傢具擺放
都會對風水造成影響。
香港風水師吉爾蘭德爾(Jill Lander)說﹐
舉例來說﹐公司總裁通常都會坐在房間的西北角﹐
因為這裡通常是陽氣最盛的地方﹐
陽氣居於主導地位﹐因此就“適合那些領袖人物”。

人們還相信﹐自然光可以提高員工的效率。
此外﹐風水設計還應該因人而異。
蘭德爾女士說﹐舉例來說﹐流水雖然可以帶來能量﹐
水性重的人典型就是那些搞藝術的人
卻應該用木頭傢具來裝飾自己的辦公室﹐
以便收到水土平衡的效果。

按照盧先生的說法﹐香港位於山水之間﹐
風水非常好。他說﹐“由此你就可以知道﹐
香港這麼個小城市
為什麼能發展成一個世界級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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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dec18 News

2011環球投資趨勢前瞻

先讓我們看一組好消息:
美國的經濟資料有所好轉﹔
消費支出勢頭驚人﹔盈利穩健。

再來看一組壞消息:
愛爾蘭銀行業危機﹔朝鮮半島軍事演習﹔
美國國內就業狀況令人失望。

年底將近﹐擺在投資者面前的是
諸多令人困惑的市場趨勢﹐
這讓到底是該買入還是
賣出變得更加難以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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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到底有多麼地困惑呢?

舉個例子: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推出了一項史無前例的購買債券計畫﹐
名為“量化寬鬆”﹐目的是降低債券收益率、
抵押貸款利率和其他的消費者利率。
但是﹐該政策實施一個多月以來﹐
長期債券收益率和抵押貸款利率卻是不降反升﹐
凸顯出當前的投資環境是多麼地讓人捉摸不定。

實際上﹐僅僅在市場大幅下跌短短數天之後﹐
股市在12月1-2日連續兩天的表現創下了
自7月份以來的最好紀錄。
但隨後12月3日公佈的資料顯示﹐
11月份的就業市場比預期要低迷得多。

為了搞清楚這一切﹐
我們考察了投資界的關鍵領域﹐
就投資者在短期和中長期內對市場
該看漲還是看跌的問題徵詢了頂級分析師的意見。


小型股:買入
今年的股市一直還不錯﹐但對中小企業股來說簡直是棒極了。
跟蹤100家最大型股票的標準普爾100指數
(Standard & Poor's 100 index)截至12月2日上漲了6.5%﹐
而標普500指數的漲幅則為9.5%。比較而言﹐
跟蹤中小公司表現的標準普爾400中型股指數(MidCap 400)
和600小型股指數(SmallCap 600)分別上漲了21%和近20%。

芝加哥哈里斯私人銀行(Harris Private Bank)
首席投資長傑克‧埃布林(Jack Ablin)建議投資者
持有中小型股﹐特別是那些面向國際市場的中小公司。
這是因為這些公司的盈利增幅較大﹐
因此它們的股價仍處在具有吸引力的水準上。
小型股的股價與銷售額比率約為0.4﹐相比之下﹐
標普500指數的這一比率則高達1.2。

花旗集團首席美股策略師
托拜西‧萊烏科維奇(Tobias Levkovich)認為﹐
在利潤率上升階段最近的情形就是如此
小型股表現要優於市值較大的股票。
萊烏科維奇預測說﹐這種趨勢在未來6個月
左右的時間內仍將繼續﹐這讓小型股和
中型股成為了投資者理想的投資對象。

股市面臨的一大風險來自中國。
中國的年通脹率達到了4.4%﹐
中國的領導人正在努力減緩經濟增長﹐
同時控制物價上揚。如果中國經濟放緩幅度過大﹐
將會影響到全球增長和美國股市。


科技股:買入
年初迄今﹐即使大多數消費者都在努力縮減債務﹐
投資消費支出領域的策略還是奏效了。
可選消費品股也就是那些銷售服裝、
音樂製品等商品的公司股價上漲了24%﹐
而公用事業和醫療股的價格則下降約1%。

有投資者表示﹐現在漲幅接近7%的
科技股是理想的投資對象。
洛杉磯Luminous Capital投資顧問公司的
共同創始人艾倫‧查菲蘭(Alan Zafran)補充說﹐
投資者應該關注所謂的週期性股票﹐
它們在經濟復蘇的時候往往會有優異的表現。
他青睞能源和資訊技術類股﹐
它們的資產負債情況穩健﹐
而且取得了大幅增長。

例如﹐剔除微軟(Microsoft)持有的巨額現金﹐
其市盈率不足10倍﹐而且股息收益率為2.5%。
查菲蘭認為﹐國會可能會做出妥協﹐
允許微軟這樣的公司從海外回收資金﹐
讓它們擁有更多的資金來提高股息或者採取其他舉措。

如果長期利率持續走高的話﹐
公用事業股的表現將繼續低迷﹐
從而導致其股息也跟著縮水。


黃金:賣出
今年大部分時間裏﹐
黃金等貴金屬價格一直炙手可熱﹐
金價年內已上漲28%。

金價強勁上揚的一個原因是﹐
人們擔心美聯儲的措施會導致美元貶值﹐
為未來的通脹埋下隱患。
黃金及白銀往往會作為紙幣的替代品。
因此一些投資者匆忙買入這些貴金屬﹐
以規避美元和歐元走軟的影響。
歐元因愛爾蘭近期的債務危機走勢堪憂。

但有分析師表示﹐
現在到了熱衷於黃金和白銀的投資者落袋為安的時候了。
埃布林說﹐如果消費者價格指數
在未來三年內至少上漲3%的話﹐
那麼黃金將會有不俗表現。

然而有分析師稱﹐當前的通脹率不足2%﹐
而且幾乎沒有跡象顯示通脹會大幅走高﹐
因此金價在短期內可能不會繼續上揚。

與此同時﹐萊烏科維奇注意到﹐
黃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為投資組合
起到分散風險的作用﹐
因為金價像其他風險較高的投資一樣時漲時落。

BTIG LLC首席市場策略師
邁克‧歐魯克(Mike O'Rourke)表示﹐
我相信全球增長﹐
因此我認為長遠來看大宗商品市場
價格上漲的趨勢將不會受到影響。

但他認為﹐對美聯儲購入債券的
預期早已引起投資者大量買入黃金
和其他商品﹐現在投資者應該為
這些商品的價格“回落”做好準備。


新興市場:賣出
認為新興市場經濟體在未來幾年內會大幅增長﹐
而美國經濟則將繼續舉步維艱的看法已經成為共識。
有分析人士稱﹐這一共識已經在股價上有所體現﹐
這意味著現在搭乘新興市場這班車已經太遲了。

埃布林說﹐新興市場股價相比美國要高一些。
他引用了一些資料:
新興市場股票的股價和銷售額比率為1.3倍﹐
標普500股票為1.2倍﹔
而新興市場股票的市盈率將近18倍﹐
比標普500指數近15倍的市盈率要高得多。

事實上﹐高盛(Goldman Sachs)
上週預測美股明年的漲幅將達23%。
標普100指數股票2011年預期市盈率為13倍﹐
而股息收益率為2.1%。同時﹐
美國公司現金充裕﹐利潤率空間廣闊﹐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們一直不願僱用新員工。

埃布林說﹐過去20年來﹐
新興市場相對美國市場曾出現過三次估值溢價﹐
但每一次﹐新興市場的表現在隨後12個月裏的
表現都不如美國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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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緊縮年

中國政府上週五宣佈明年實施緊縮政策。
如果對此有一定程度的鬆懈﹐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12個月以前也曾有類似的情形。

但這一次的不同之處在於﹐
通貨膨脹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得多的問題。
目前為止所採取的限制貸款、
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等相對溫和的預防性措施﹐
是不太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要解決就得下一劑加息猛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週五聲明說﹐
中國明年將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
但貨幣政策將從“適度寬鬆”轉為“穩健”。
聲明發佈的時間說明﹐
本週公佈的消費價格指數(CPI)和
其他經濟數據可能顯示通脹率進一步上升。
今年10月份CPI同比上漲4.4%﹐
食品價格上漲更快﹐漲幅達10.1%。

新的提法意味著傳統加息手段已經顯得確定無疑﹐
而不是一種可能性。
在中國人民銀行10月份25個基點
的加息幾乎讓所有人措手不及之後﹐
目前分析師都在以更大的把握預測新的加息措施。

加拿大皇家銀行(RBC)預計本月以內將會再次加息25個基點﹐
2011年將進一步加息75個基點。

中國加息力度究竟會有多大﹐
取決於這次通貨膨脹帶來的問題有多嚴重。
在存款利率僅2.5%的情況下﹐實際利率仍然明顯為負﹐
完全可以說中國的政策遠遠落後於形勢。

印度、澳大利亞和韓國等國家已經進入各自加息週期的較高階段。

但不是人人都這麼憂慮於通貨膨脹。在一篇新的策略報告中﹐
券商里昂證券(CLSA)對人們的通脹擔憂不以為然﹐
說當前形勢更像是2007年到2008年的重演﹐
當時通貨膨脹的主要推動因素是食品﹐
而不是其他更基本的東西。里昂證券認為﹐
中國反倒應當和亞洲其他國家一樣﹐更加關注於資產泡沫﹐
而不是上世紀70年代那種類型的通貨膨脹。


物價管制
但有關部門似乎是在對通貨膨脹動真格。
除了政治局聲明以外﹐上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還宣佈對
棉花、糧食、石油和食糖等關鍵大宗商品實施價格管制。

還有跡象顯示﹐
通脹壓力加大看起來與大量資金充斥於中國經濟更有關係﹐
而非食品相關的供應沖擊。在政府引發的貸款熱潮後﹐
廣義貨幣供應量在過去兩年增加了54%。
同時﹐房價上漲最終對經濟造成了影響﹐
加之今年一系列工資上調以彌補物價上漲﹐
因此有可能加強通脹預期。

然而﹐僅僅因為通脹現在被視為一個更重大的問題﹐
也並不能減輕強制“讓錢更值錢”帶來的風險。
決策者就如在走鋼絲﹐
控制物價上漲的同時又不能刺破里昂證券(CLSA)
所強調的各種資產泡沫。

樓市是會被密切關注的一個部分。
同樣受關注的還有大量國有行業的表現﹐
這些企業已經習慣了依靠人為壓低貸款生存。

導致採取措施進一步複雜化的是﹐
再次加息不僅有刺破資產泡沫和增大銀行壞賬的風險﹐
同時還會吸引更多投機性的熱錢流入以追求收益。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股市自10月份加息以來下跌了15%左右。
值得注意的還有﹐波羅的海乾散貨航運指數
(Baltic Dry Freight Index)11月份大幅下降。


策略風險
對於已經從中國增長和流動資金中獲利的經濟體和資產來說﹐
他們需要密切關注北京方面的下一個舉動﹐
從而瞭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否能實現某種形式的“軟著陸”。

例如﹐里昂證券指出﹐
中國的通脹問題對澳大利亞大宗商品貿易構成了策略風險。
澳大利亞礦業和澳元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受益者。
當中國對鋼、鐵礦石和基本食品等眾多大宗商品的需求上漲時﹐
他們也會受影響。

另外﹐黃金似乎也應包括在內。
上週﹐中國首次公佈其今年的黃金進口量增加了五倍﹐
前十個月的黃金進口量超過了209噸。

也許明年的出路是尋找中國尚未購買並且不會賣出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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